近年来，不少地区的小学放学时间都提前到了下午三点半左右。本来出发点是想减轻学生学习负担的政策，却给孩子和家长带来了不少困扰：孩子三点半放学、家长五点半下班，由于作息时间不匹配，家长没法接孩子，成为成长中的烦恼。“三点半现象”也成为年轻父母和整个社会关注的难题。

“三点半”难题背后的时代困境

90年代好政策催生21世纪新问题

有些家长质疑中小学下午三点半放学是在推卸学校责任，将学校的教育责任转嫁到父母身上。其实三点半放学，追根溯源，也是多年前家长呼吁减轻学生学习负担的结果。

1990年6月4日，国家教委发布的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中明确规定：学校应当合理安排学生的学习时间。学生每日学习时间（包括自习），小学不超过6小时，中学不超过8小时，大学不超过10小时。于是，小学生在校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，逐渐成为学校的“常规”。

政策出台时，社会环境与现在不同，家长工作的地方和孩子上学的地方，都离家不远，路上也没有这么多车，孩子们放学后可以自己走路回家，三点半放学并未给太多家庭造成困扰。教育小新也确实在小学期间，享受过很长一段快乐的放学时光。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当家长和孩子分别要穿越大半个城市去上班、上学的时候，孩子和家长的生活时间差异越来越大，原本的好政策逐渐显现出了时代问题。

个性化需求背后是对教育的高度期待

对于三点半放学后的课后时间怎么用，不同家庭有不同选择，有些家庭有能力把孩子接回家，有些家长希望孩子能留在学校完成作业，有些家长则倾向于给孩子报兴趣班培养才艺……家长对教育的多样化需求越来越高，同时也对课后班的质量有了更高期待。

为了解决“三点半”难题，很多省市的中小学都推出了不同类型的课后服务。但是，教育小新发现，也有地方出现了学校“课后班”报名者寥寥的尴尬现象。

北京的黄女士表示，北京刚刚实行“课后一小时”政策时很多家长都为孩子报名了，但是家长们慢慢发现孩子在学校多待的这段时间里，收获很有限。“上一年的美术学的是涂色，这一年还在涂色。”黄女士说。黄女士希望课后一小时能提供更优质的教育服务，而不是“看孩子”。

“三点半”难题也催生了大量提供课后服务（托管）的机构，良莠不齐。最让北京妈妈马阳（化名）担心的是，很多校外托管、培训机构收费高但并不靠谱。“因为班上都是混托，不同孩子在一起矛盾多，而且托管班教师的水平没学校教师好，有时会给孩子一些误导，不放心。”

个性化需求多、对优质教育的渴望，成为“三点半”难题面临的一大挑战。

系统工程还需社会合力

中国家长对教育的需求早已过了“把孩子帮我看管起来就行了”的阶段，他们不仅需要有人帮自己看孩子，同时还要给孩子有质量的教育。解决“三点半”难题是一项系统工程，背后有复杂的社会原因，需要多方合力来完成，不能把所有包袱甩给学校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宁夏银川市二十一小学校长马恒燕认为，“三点半”现象既是家长工作与学生在校学习的作息规律有冲突造成的，也与很多社会因素、环境因素有关。解决“三点半”难题，“应聚集学校、社会、家庭三方力量，以孩子为中心，着眼于健康成长，全面发展和个性培养。”没有校内托管条件的，如果家长能陪伴的话，“还是鼓励把孩子接回家去，家庭比较近的还可以让同龄孩子结伴活动。亲情、友情，是填补‘3点半’空档的最好选择。”

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城市学院校长刘林表示，“三点半”教育不能一刀切，应该因地制宜，可以把闲置的职业教育资源利用起来，将其改造为“职普融合”型校外教育机构，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生活技能教育、美育、体育等课外培训。即便是采取购买校外服务的形式，学校也不能做甩手掌柜，要应适当引导，协助保证活动高效、有序地开展。

老师劳动时间加长，负担加重，怎么解？

小学生普遍下午三点半放学，那老师是不是也下午三点半就下班了呢？

当然不是！按照《劳动法》第三十六条规定，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。法律上来讲，老师也是8小时工作制。每天送走学生后，老师还要进行备课、批改作业等工作，正常情况下也要五六点下班。算一算，已经超过8小时法定工作时间了。学校提供“三点半”教育后，教师只能在五六点送走孩子之后，再加班备课、批改作业，无疑延长了老师的工作时间，加重了老师的工作负担。老师的家庭孩子，谁来照顾？

北京某小学老师郭银（化名）所在学校每天下午3点半放学，但约90%以上的学生并没离开学校，而是参加学校组织的“校后1小时”课堂，包括魔术、冰球、机器人、舞蹈等内容，“这些都算是兴趣班，学生自愿参加，无需交任何费用。当然，教师放学后就要来带兴趣班，完全是‘义务劳动’，不算工时，无任何补偿，有些年轻教师为了增加资历愿意来上课，但有些老师自己有孩子和家庭需要照顾，就有困难。”郭银所在的学校也曾为解决学生托管问题，引入外聘教师、培训机构来上兴趣班的课，“但第三方流动性大而且教学质量不如本校教师，为了学校、学生的长远利益，本校的教师有的还是愿意来上课，而这无形中也增加了教师的压力。”郭银说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十二中校长李有毅建议，有能力的学校可以尽量组织校内托管，“但这需要齐全的配套，比如师资。教师是教育的‘最后1公里’，我们要鼓励有兴趣有意愿的教师去带兴趣班。”

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城市学院校长刘林表示，解决孩子“课后三点半”难题，应该以不增加在校老师负担作为前提。刘林经过调研后发现，多数中小学教师的负担已经很重了，解决“三点半”问题，要为家长减负，为学生减负，但也要注意不要给教师加压增负。他建议，应该把三点半以后的教育与正常课堂分开，不应该使其成为课内教学的简单延伸， “不应该使其成为现有教师的额外负担”。

“三点半”课后服务，成本由谁分担？

学校额外为学生提供几个小时的课后服务，无论是学校自己组织，还是联合民间力量，亦或是购买社会服务，都涉及钱的问题，这钱到底该由谁来出？成本由谁分担？

各地在近一年的实践中，摸索出了不同的路径，北京、成都等地构建了以财政投入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。以北京为例，北京通过政府“购买社会服务”的形式开展，由北京市财政出钱给予补贴，每个学生每年补助700元到900元，政府每年投入5亿元。

教育小新在后台留言中看到，不少网友都持有“支持学校主办，家长愿意买单”的态度。

@苗圃13948516997就表示：“给老师增加的负担可以给老师增加工资作为补偿，也可以考虑向学生收取一些费用，这样可能是很好的解决方案。”

可是，学校并不能随意收取费用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（2015年修正）》规定，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收学费、杂费，义务教育经费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予以保障。第四十九条规定：义务教育经费严格按照预算规定用于义务教育；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、挪用义务教育经费，不得向学校非法收取或者摊派费用。第五十六条还规定：学校违反国家规定收取费用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退还所收费用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。

家长愿意出钱，学校却不能收，按照现有的规定，教育经费又不能用在“三点半”服务上，这是困扰学校的一大难题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史家小学教育集团校长王欢表示，她期待国家相关部门能联合出台切实解决“三点半”问题的支持政策。比如，让公立学校的教师能名正言顺地拿到补贴，能心甘情愿、有积极性地在正常工作时间外，留在学校照顾孩子。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、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认为，需要给学校一定自主权，解放思想，打破在经费使用上的清规戒律，激励学校把好事做好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十二中校长李有毅建议：“我们既要鼓励有兴趣有意愿的教师去带兴趣班，同时也要在工资上给予倾斜。”

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湛涛表示，解决小学生“三点半”难题的有效办法是允许学校收费办托管班。学校归教育部门管理，被允许收费办托管班后，学校的课外托管行为，无论是收费还是服务都会处于教育部门的有效管理下。学校办托管班能有效解决学生放学后的安全问题，设施达标、师资规范、校内托管的收费也比校外培训机构低得多，这样才能真正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宁夏银川市二十一小学校长马恒燕建议，政府可以提供资金支持，根据各地各校情况，因地制宜地通过学校、社区、教育机构共同制定方案，解决“三点半”难题。

三点半之后，学生安全由谁负责？

师资和经费解决了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也不容忽视，就是安全责任和风险指数。

３点半之前，是孩子在校学习的时间，这个责任是学校的。３点半之后，是孩子在家生活的时间，这个责任是家长的。学校为学生提供了各种形式的“三点半”教育，是不是“三点半”之后的责任也应该由学校来承担了呢？

天津市河西区某小学的校长就曾这样表达过：“也不是因为免费，老师就不愿意看孩子，主要是怕孩子出现安全问题。”许多家长认为，只要孩子在学校出了事，学校就必须要负责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城市学院校长刘林表示，“课后三点半”的活动需要在家长自觉自愿的基础上，对于学生安全问题做好合理约定。“可以通过地方立法来探索这个问题，这样一来学校也可以放开手脚；否则的话，安全的‘紧箍咒’套在脑袋上，学校只能将这一时段的教育局限在了教室内。”

破解“三点半”难题，各地有高招

对于“三点半”难题，教育部历来高度重视。２０１７年初，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通知，《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，一年来，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。有２５个省已经下发了通知，制定了符合各省实际的政策措施。经过一年多的实践，已经摸索出了一些比较可行的解决方法。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两会“部长通道”上介绍：接下来要做的，一是总结成功经验加以推广，二是和有关部门协商解决三点半难题涉及的相关政策问题。

各地有哪些好经验呢？教育小新整理了一些地方的探索，供大家参考。

北京：政府购买服务，每个学生每年补助700到900元

北京市教委按照“政府主导、社会支持、学校组织、学生自愿”的原则，通过政府“购买社会服务”的形式，支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推行课外活动计划。从2014年起，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，向13家民办教育培训机构购买服务102项，总值9700万元，涉及10个区的101所中小学的学科教学改革，覆盖学生4万余人。北京构建了以财政投入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，每个学生每年补助700到900元。

上海：2017年秋季学期起恢复“晚托班”

自2017学年开始，上海市教委就在全市小学逐步试行放学后“快乐30分”活动，供学生自愿参加，一般每周安排四天，每天活动时间不少于30分钟。“快乐30分”结束后，为家庭看护确有困难的学生继续提供看护服务，并鼓励适度延长放学后看护服务时间。秋季学期起，上海恢复“晚托班”。此外，上海还明确规定，参与学生课后服务的老师在绩效工资方面给予倾斜。

天津：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

从2018年春季学期开始，中小学要在开展素质拓展课外活动之外，每天下午放学后安排课后服务。课后服务原则上17:00结束，内容主要是安排学生做作业，自主阅读，开展体育、艺术、科学普及、娱乐游戏、拓展训练、社团及兴趣小组活动，观看适宜儿童的影片等。提倡对个别学习有困难的学生给予免费辅导帮助，但是严禁将课后服务变相成为集体教学或“补课”。

南京：率先实行“弹性离校”制度

南京于2017年率先实行“弹性离校”制度，即到了放学时间孩子可以弹性离校，学校做出安排进行托管。全国人大代表、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说，最近一南京媒体对1万人的抽样调查表明，对这一制度的赞同率达98.8%，现在还有其他几个城市都在调研酝酿实施这一制度。

山东：多元主体参与破解学生托管难题

山东建立了家长申请、班级审核、学校统一实施的课后服务工作机制。家长提出申请，经审核同意后，学校和家长签订学生课后服务委托协议，由学校统一组织实施。青岛等地“以学校家委会为主导、学校参与配合”，依托学校的场所和设备开展课后服务工作。包括由家长委员会组织家长轮流担任志愿者、学校派出教师或学校干部给予指导和配合，由学校教师或退休教师及家长共同配合担任志愿者进行免费托管，由第三方收费托管等具体形式。

包头：课后服务政府买单

2017年起，包头市义务教育阶段和特殊教育学校免费为学生提供课后服务，所需经费政府买单。课后服务主要包括作业辅导、自主阅读、体育和艺术及科普活动，以及娱乐游戏、拓展训练、组织参加校外学生综合实践活动等，提倡对个别学习有困难的学生给予免费辅导帮助。同时，要求各校坚决禁止变相集体教学或“补课”，各级教育部门持续开展指导、监督和跟踪检查工作。

杭州：首推免费晚托班，一直到傍晚5点

2017年年底，杭州滨江区4所小学首推免费晚托班，一直到傍晚5点，运行成本全部由财政负担，不向家长收取任何费用。晚托班“不上基础性文化课，不按行政班集中辅导，不加重学生课业负担”。

《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》

文件摘要

2017年3月，教育部印发了《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对各地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提出要求。

《意见》指出，要充分发挥中小学校课后服务主渠道作用，广大中小学校要充分利用在管理、人员、场地、资源等方面的优势，积极作为，主动承担起学生课后服务责任。对确实不具备条件但有课后服务需求的，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协调学校、社区、校外活动中心等资源，做好课后服务工作。具体课后服务时间由各地根据实际自行确定。

《意见》强调，课后服务必须坚持学生家长自愿，建立家长申请、班级审核、学校统一实施的工作机制。要优先保障留守儿童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等亟需服务群体。课后服务内容主要是安排学生做作业、自主阅读、体育，以及娱乐游戏、拓展训练、观看适宜儿童的影片等，坚决防止将课后服务变相成为集体教学或“补课”。要强化活动场所安全检查和门卫登记管理制度，制定并落实严格的考勤、监管、交接班制度和应急预案措施，确保学生安全。

《意见》要求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统筹规划各类资源和需求，努力形成课后服务工作合力。要积极向本地区党委、政府汇报，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，争取资金支持，通过“政府购买服务”“财政补贴”等方式对参与课后服务的学校、单位和教师给予适当补助，严禁以课后服务名义乱收费。要把课后服务工作纳入中小学校考评体系，加强督导检查，创新工作机制和方法，积极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课后服务工作模式。